南国的太阳明晃晃的,与中原的太阳相比,仿佛是十五瓦的电灯一下子换成几百瓦的太阳灯,又亮又烤。
柏油马路被照的反光,不经意定晴试图看清路旁的招牌,它折射出电焊般刺目的光。
饥肠辘辘、疲惫消瘦、皮肤黑黄、头发乱蓬、眼神茫然……这是大多数首次赴南国讨生活的外来工的形象。
我正是其中一个。
她安慰:“再等等。”
我又早上满怀希望去找厂,到晚上又满脸失望回来。
晃悠三西天,再也忍不住,当着她的面儿放声大哭,她抱住我,也哭:“在家千日好,出门一日难。
人离乡贱。”
她还是捎来好消息:附近村有家毛织厂招生手。
我起早儿赶到,那毛织厂门口己经有一二十个人在等着八点面试。
其中一个知根知底的人低声:“这个厂是香港老板,情妇是河南人。”
有人刨根问底:“情妇是河南哪的?”
那人又低声报出地址。
我的心滴血:“原来这个情妇是我们镇的。
她用身子为老乡换来进厂的筹码。
真能进这个厂,挣的钱叫啥钱?
敢玩河南人!
有一天,我杀光香港佬。”
我愤愤然调头走开。
己是黄昏,落日的余晖从天上散向人间,尚未到路灯亮的时分,一切变得朦胧缥缈。
她所在的厂门口有株榕树,己有几百年的光景,古朴枝杆与鲜嫩绿叶在余晖中相互映衬,无声地诉说着生命的苍桑与顽强。
我在榕树下的书摊前蹲下,随手一翻,那段文字正是:毛主席唤杨开慧为霞姑。
我双手抖颤,书落于地:“和我定亲的她也叫霞姑!”
我又翻一本命理书,那书写道:阴历二月二为太阴日,阴历西月二十一日为天父日。
这两个日子分别是我和霞姑的出生日期。
我离开书摊,背着手走远,暗忖:“我和霞姑大相甚合,果真一对。”
我和霞姑结了婚。
婚后,我也进了霞姑打工的厂。
南方的雨是急性子,刚才烈日当头,转瞬大雨倾盆。
中午下班时,雨停天晴,而河水却流淌不及,漫过回出租屋的小桥。
霞姑伸出纤手:“这里我熟,我拉你趟过去。”
我轻轻握住那温暖。
我俩一前一后从桥上趟水而过,仿佛儿时的在水里嬉戏的伙伴,仿佛牛郎织女走过七彩的鹊桥回到人间的家。
霞姑怀了孩子,一首上班到肚子大的拉花机有些费力,这才舍得买个火车卧铺,独自一人回了南阳。
第二年,霞姑生了女儿,没出门。
过了春节,我只身一人去广东打工。
南国的出租屋的陈设依旧,却只剩我一人。
隔墙传来台湾歌手王杰的《伤心一九九九》,我顿时呆住:女儿生在一九九九年,自此,我是当爸的人了。
那个算卦老人从罗盘中看见的女孩还没出现,即便出现,又有什么用呢?
我不会因为那女孩而与霞姑离婚的,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受伤害。
唉,这个女孩究竟在哪儿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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