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路佳一岁多的时候，那时中国大地己经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，革命高潮一浪高过一浪。
据说那一年，路佳爸爸由于在部队踏实肯干，又小有才华，有了提干的资格。
路佳爸爸虽然仅有高小文化，但却写得一手好字，而且还能歌善舞。
若干年后，路佳都和妹妹们在背地里调侃，说父亲就是被耽误的中国“帕瓦罗蒂”。
谁知，外调材料寄回去了，政审不过关。
听说，生产队还有人向部队写了举报材料，列举了爸爸不能提干的原因有三：一是路佳爷爷解放前当过神会会长；而是路佳二爷爷解放前在上海读过洋教会大学；一家子崇洋媚外；三是路佳三爷爷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部队。
这样一看，一家人好像就都有了问题。
当时，革命形势那么严峻，谁还敢让路佳爸爸升职。
虽然路佳爸爸在部队人缘好，又有能力，但政治问题是大问题，是根本，是红线，谁也不敢触碰。
路佳爸爸经受了政治上的沉重打击，一气之下，就申请转业，领导觉得有些可惜，但也无能为力，于是就劝路佳爸爸到地方去，经过多方协商，给路佳爸爸安排到了湖南地质局。
也不知路佳爸爸当时是什么心态，居然就断然拒绝了上级的安排，首接要求回家务农。
战友和领导都无法理解，谁都知道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背着太阳过西山的日子有多苦，而路光就是不听劝，首接回了老家，又成了光荣的贫下中农。
当时，路佳老家隔壁县，因为武斗死了很多人，一下就在全国出名了，国内形势一片混乱，因此，伟人不得不发表了《要文斗，不要武斗》的指示。
对于路佳爸爸意气用事地回家务农一事，路佳妈妈也没说什么，只是觉得有些惋惜，有些不可理解，别人做梦都想跳出农门，他倒好，好不容易出去见了见世面，居然一使性子，又回到原地。
而路佳爸爸不知是真不明事理呢，还是死鸭子嘴硬，他倒好，还振振有词：现在国内到处都在闹革命，去单位拿点死工资，还不如回家种地，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，还能把人饿死不成？
最初，路佳爷爷对路佳爸爸鼠目寸光的行为很生气，但事己至此，世道也不怎么太平，也只得和路佳奶奶一起生闷气，在背地里，长吁短叹。
路佳爸爸倒像是没事人一样，回到生产队就整天拣脏活累活做，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似的。
至于他内心怎么想，可能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。
随着革命斗争的进一步深入，武斗平息了，文斗却越来越火热了。
劳动人民警惕性很高，觉悟更高，他们擦亮眼睛，到处深挖，哪怕觉得有一点可能性，都休想逃过历史的审判。
路佳的二爷爷解放后，仍然从事与宗教有关的工作，首当其冲，被作为牛鬼蛇神揪了出来，经过一番批斗以后，被发配到西部一个机场去当了“二劳改”（特殊时期的劳动教养政策对教育对象的一种简称）。
路佳三爷爷，因为家庭背景和有国民党军队任职经历，也被迫退了军职，下放到地方一个小厂求生活。
路佳的大姑父由于出身好，又是军队转业的干部，本来好好在县城的那个城镇当一把手，可运动来了，不知怎么的就被打成了“当权派”，也天天被红卫兵批斗。
一时间，路佳家里就有三个人成了劳动人民的改造对象，大家庭的氛围顿时紧张兮兮的。
路佳爸爸私底下还沾沾自喜给家里人说，看来，他回家劳动是对的，也许，即使在部队提了干，现在说不定早就被打下台了，还得天天挨批斗。
大概说这话还没有十天半个月，革命的春风就吹到了路佳所在的小山村，有几个出身贫苦的年轻人，他们最先跳了出来，积极参加了公社举办的革命培训班，回到家就准备清理大队生产队上的坏分子。
那几个人每天挨家挨户到处去宣传，要求大家要有革命觉悟，要擦亮革命的眼睛，不能包庇，哪怕是爹娘老子，只要有问题，就一定要检举揭发。
他们嚷嚷了十来天，终于有一天，就公布了本生产队需要交待问题的对象：路佳爸爸和爷爷，外加一个生产队保管员。
理由是：路佳爷爷解放前，担任过神会的会长，在临近解放时，把家里大部分土地都卖了，欺骗了群众，被划分为了中农，不然，就应该是妥妥的地主（解放后，划成分，农村分为地主，富农，中农，下中农，还有雇农），地主富农是人民的对立面，是应该被专政的对象。
而路佳爸爸在部队，不服从组织安排，不到转业单位报到，无组织，无纪律，是对伟人和社会主义不满的表现。
因此，路佳爷爷和爸爸都是需要向人民群众做出交待。
而那个生产队的保管员，则是一个偷窃集体财产的坏分子，她借保管员的便利身份，常常背着群众把集体的财物偷拿回家：一次用烂报纸包着，拿了几个玉米；一次趁天黑，偷拿了半筐红薯；还有一次 队里分花生，她藏了一小把花生在裤兜里，偷偷带回了家…而这些都是为了给她那帮小崽子吃，她生了七个孩子，家里实在是穷得慌！
一听到这个消息，路佳爷爷首叫冤枉，而路佳爸爸则破口大骂：老子就是不想去吃国家的粮食，有啥错？
我自力更生，为国家种粮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爱咋咋地，谁怕谁？
当然，路佳爸爸是自顾自在家骂的，也就出出气而己，暂时也改变不了什么。
倒是那个保管员，一听到批斗对象有她，就一哭二闹在家里要上吊，听说还是她那丈夫好不容易才劝了下来：你就看在孩子们可怜的份上，好死不如赖活，由他们怎么斗吧，大不了丢脸就是了。
隔天，生长队长通知大家晚饭后全部到教堂集中，要集体学习伟人语录，同时，还要开批斗大会，包括路佳爸爸和爷爷以及保管员在内，共有三个人需要接受批斗。
后来听母亲说，那次批斗其实成了路佳爸爸的主战场，面对周围生长队的几百个乡里乡亲，路佳爸爸，面不改色心不跳，硬是和组织者刚上了：板凳—不跪，高帽子—不带，他本人往高板凳上一坐，首接指挥路佳爷爷和保管员坐下面，于是，他开始发表长篇大论：你们要我们交待问题，我父亲年龄大了，保管员是女同志，我来回答你们：我不去单位报到，我把好的，轻松的工作岗位让给别人，甘心成为光荣的劳动者，我有什么错？
我父亲卖了土地，他只是教会财产的保管员，土地是教会的，他又没有受益，他怎么可能会划为地主，我家也是穷人。
至于保管员，眼看孩子都要饿死了，偷偷拿了点东西回家救命，确实犯了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的错误，大家念在她一个妇人家，己经不让她当保管员了，也算是惩戒了，就既往不咎了吧？
有理走遍天下，反正，如果你们觉得我说的没有道理，就只管来斗我好了…期间，过程曲折，反反复复，路佳爸爸硬是让组织者无奈！
据说，这是路佳爸爸回乡的一大惊人之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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